成都會議準備階段，組織交給我的工作是印發(fā)文件、資料，分發(fā)報刊等。毛主席到達成都后，又增加了為他老人家借閱圖書的任務。為了完成這項任務，事前曾與省文化局局長林采聯系，由他介紹我與省圖書館趙熙(閱覽部主任)和一位女同志認識，他倆又給我引見了熟悉古書的古書部李主任，還有一位姓鐘的和一位年紀較大、對古書管理很熟悉的老同志(找古書主要靠這位老同志)。我們一起商量確定了借閱手續(xù)。

一天，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同志說，要進城看看古籍書店和省圖書館。于是我陪胡喬木、田家英同志進城到字畫市場和人民公園、春熙路古籍書店，為中央辦公廳圖書館購買部分古書作了初步選擇。下午，我們參觀了省圖書館，先到古書部看了看借書的地方，接著到省圖書館書庫看了看，并著重翻閱了解放前出版的一些雜志、刊物，其中有幾篇是田家英讀中學時寫的文章。田家英介紹了當時寫這些文章的思想和背景。幾天后，田家英、逄先知同志到書店選購了部分古籍書。

由于毛主席的習慣是上午休息，下午開會，晚上10點以后才閱批文件和讀書。因此，毛主席常常是晚10點以后，甚至是深夜提出要某部書，此時往往找不著圖書管理人員。為解決這個問題，省圖書館古書部確定了晚間值班人員，做到一天24小時都可以借閱圖書。

毛主席借閱圖書，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由白江同志電話轉告我。借回來的書亦通過白江轉交。當時毛主席提出借閱圖書，大體有三種情況：一是指定書名。這是最不費勁的一種, 去省圖書館辦個手續(xù)將書借出即可；二是提出書名版本。這種情況一般也不大費事；三是提出內容或要求，沒有具體書名。這種情況就很難辦。有時白江同志還有把音聽錯了的時候，那就更困難了。有一次毛主席只是說要找一下唐宋人描述四川的詩詞，既未提出書名，又未說明作者。我只好到省圖書館與古書部李主任、老鐘等同志商議。大家一起湊集唐宋時哪些人曾到過四川，哪些文人騷客寫過四川的詩詞，然后再分析他們的作品可能在某本書里，最后找出來查對是否確實，在核對無誤后再借出。這樣借出來的書，就基本上達到了毛主席的要求。

總的來說當時借書還算順利，但有時也會遇到一些困難。有的書從登記目錄上找到了，但未上架，就要將所有未上架的書籍翻一遍才能找到。一次，毛主席提出要找一篇文章看看，詢問了許多同志，都不知道這篇文章收集在哪本書內。省圖書館古書部幾位老同志讀書很多，對古書非常熟悉，這次也被“考倒”了。我又請教李亞群同志，還是提不出一點線索來。最后田家英同志突然想起一點線索，讓我找本《晚清文選》看看?？墒鞘D書館、川大圖書館、省委機關圖書館都沒有這部書。后來，我們終于在成都市圖書館找到了這本書。有的書籍，特別是一些珍藏本，按規(guī)定是不能外借的，有的甚至在圖書館閱覽一下也不許可。凡遇到這種情況，往往要費許多周折才能借出來。一次，毛主席指定要借一本書的某個版本。省圖書館的同志介紹說，這個版本存在四川大學圖書館。在他記憶中，全國只有兩本，很珍貴，另本存杭州。我到川大找到黨委書記丁耿林，向他說明來意。丁書記當即批請圖書館館長辦理。這位館長年齡很大，費了很長時間總算找到，但無論如何也不準帶走，我向他解釋說，丁書記已經批準借閱。他說，誰批準都不行，我只好對他講，我是省委辦公廳工作人員，書是中央一位領導同志要看的，他才勉強同意借出來。當時，各圖書館的同志都不知道這些書是毛主席借閱的，如果知道了，可能會少費許多口舌，也不用到處找領導去批了。毛主席走后，我歸還書籍時，向他們一一說明， 這些圖書是毛主席借閱過的，他們聽后都很高興。

毛主席在成都會議期間，除了主持會議、批閱大量文件，處理國家大事和外出參觀考察外，還閱讀了大量圖書。其數量之大，確實使人驚奇。我記得在歸還圖書時，一輛69嘎斯車滿載圖書，分別歸還給省圖書館、杜甫草堂閱覽部、四川大學圖書館、省委機關圖書館和成都市圖書館。由于時間太久，全部書目無資料參閱，只有將我記憶中的書名和從毛主席選用的詩詞中找線索，現將毛主席借閱過的書目開列于后：

一、省圖書館：

《薛濤詩》《曹操集》《東坡七集》《李長吉集》《王子安集》《升庵集》《李太白集》《劉夢德文集》《竹枝詞》《張司業(yè)集》《白氏長慶集》《柳枝詞》《昌谷集》《東坡樂府》《李清照集》《漱玉集》《白云樓詩集》《獨漉堂集》《李義山詩集》《岑嘉州詩集》《花間集》(溫庭筠)《一山文集》《毛詩廣義》《高常詩集》《溫庭筠詩集》《甲乙集》《古今詩刪》《滄溟集》《眉庵集》《全蜀文藝志》《浣花集》《劍南詩稿》《四溟集》《竹友詞》《李后主集》《華陽國志》《花間集》(常社)《南唐二主詞》《都江堰》《蘇報案》《老殘游記》《章太炎全集》《灌縣志》《七發(fā)》(枚乘)《革命軍》(鄒容)《四川省志》(未編完)《徐霞客游記》《土壤學》(威廉斯著)《楊升庵夫婦散曲》《楊狀元之妻詩集》。

二、杜甫草堂閱覽部：

《杜工部集》等三四部書籍是由田家英同志直接借用的，經我歸還，其余書名記不清了。

三、省委機關圖書館：

《馬克思全集》《恩格斯全集》《列寧全集》《斯大林全集》《魯迅全集》《唐宋名詩選》《宋詞選》。

四、四川大學圖書館：

向川大借的一本書，書名回憶不起了，只記得很珍貴。黎本初同志最近提示:“可能是宋本《西廂記》”，我又覺得似乎不是，好象是一本我不熟悉的書，如果是《西廂記》，也許會有印象。當然，太熟悉的書也可能最容易忘記。

  五、成都市圖書館：

《晚清文選》。

成都會議期間，毛主席借閱這么多圖書，除了閱讀研究外，還同當時會議討論的問題有關。由于當時毛主席的幾次講話我沒找到，使回憶中斷。現僅就能夠記憶的情況說一說。在許多情況下，毛主席閱讀時，都是幾種版本對照閱讀，因此，前面所列書名許多都借閱過數種版本。毛主席閱讀之后，還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講解。聽毛主席的秘書高智講，他每天都要請毛主席講解詩詞。成都會議期間，選印了《都江堰》《蘇報案》《革命軍》《七發(fā)》(枚乘)《司馬錯論伐蜀》《登徒子好色賦》等文章發(fā)給與會同志參閱。并選編了兩個冊子，即《詩詞若干首》由毛主席書寫了書名，印發(fā)與會同志。以后由人民出版社作了注釋。當年省委在重慶開擴大會重印時，根據李井泉同志意見，由黎本初、徐澤普等同志加了注釋。人民出版社出版時是根據這個版本排印的(也許對注釋作過修改，我未核對過)。

毛主席在會議期間，好象去過武侯祠。因為有一天田家英交代，毛主席要求把武侯祠的楹聯抄給他。我們當即告訴成都市派人去抄錄，并印成小冊子送給毛主席，還印發(fā)與會同志。

借用的馬恩列斯著作，均由陳伯達選定摘錄段落（類似以后的語錄），由馮希堯、劉傳榮等同志抄錄，偶爾黃流同志也幫助抄寫，我在空暇時也抄寫點。這部分材料如何使用，我不清楚，但是這些材料肯定是與會議討論的問題有關。

毛主席刻苦讀書的精神感人至深，使我永生難忘。在成都會議期間，我感到毛主席讀書很有特點，給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幾點：

第一，閱讀速度快，數量大。在成都會議期間，我每天都要去圖書館借書，有時一天兩三次。他讀書之多是常人難以想象的，僅我還能夠回憶到的書就多達60余部。

第二，閱讀范圍非常廣泛。一是詩詞占絕大多數；二是地方志，如《華陽國志》《灌縣志》《四川省志》等；三是游記，如《老殘游記》《徐霞客游記》等；四是近代史，如《蘇報案》、《革命軍》等；五是馬恩列斯著作；六是科技圖書，如威廉斯的《土壤學》等。

第三，讀書非常認真。一是主席讀書時，對有的圖書作了圈點，如《本長吉集》；二是給封面無書名的書題書名，如《薛濤詩》等；三是有些圖書還要找各種版本對照，如各種版本的杜詩等。

第四，目的明確，讀是為了用。毛主席在會議期間，利用各種辦法向與會同志推薦書籍。一是編印。會議期間，毛主席選編了《都江堰》《蘇報案》《七發(fā)》（枚乘）《司馬錯論伐蜀》等等。二是引用。會議期間毛主席在一次講話中講到：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，要發(fā)動群眾，要搞得轟轟烈烈，決不能像李清照那樣“冷冷清清，凄凄慘慘戚戚”。接著印發(fā)了李清照的《聲聲慢》。三是向大家推薦。主席在講話中號召大家學習科學技術知識，推薦讀威廉斯的《土壤學》。

成都會議距今已很多年，作為會務工作人員，許多事我都淡忘了，唯對毛主席的讀書活動印象尤深。因此，根據回憶，道記于此，以志后人。

本文來源為1995年由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《毛澤東與四川》